隨著2025年正式展開，負責任的投資人必須面對永續金融產業本身，以及整體經濟、地緣政治、法規與永續風險環境中的多重動盪與挑戰。以下是Sustainable Finance團隊盤點出在今年值得關注的一些關鍵議題。
永續金融：雖有下行但不會出局
反ESG的浪潮已全面成形。在美國，新一任政府正在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並逐步撤銷拜登時期的綠色產業政策。無論是州層級還是聯邦層級的立法機構，仍持續推動反ESG的「法律戰」，多家大型銀行也已退出淨零聯盟。
而在大西洋彼岸，歐洲因去年歐洲議會選舉出現右傾轉變，投資人與企業的永續相關規範也正面臨重新審視。然而，對ESG議題的「政策大轉彎」是否還會進一步加劇，仍有待觀察。
氣候政治成為核心議題。如圖一所示，過去五年間，主要的永續金融樞紐整體而言正變得「不那麼永續」，尤其是在轉型風險（transition risk）方面。儘管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略有下降，歐洲與北美在減碳目標上的進展卻日漸落後，自2020年以來的碳政策推動也呈現不均現象。轉型成本已開始對經濟造成壓力，加上生活成本不斷上升，更使邁向低碳經濟的道路變得格外崎嶇。
然而，永續金融仍在蓬勃發展。歐盟相關規範的檢討若能成功抵擋部分企業與成員國要求「大幅退回」的呼聲，或許反而能帶來迫切需要的簡化與優化。儘管選民偏好有所轉變，但大多數資產所有者認為氣候和自然風險日益重要，並傾向支持能妥善因應這些風險的資產管理人，極端天氣日益加劇的損失就說明了這一點。銀行終究還是得對客戶及審慎監理責任負責，即便在政治風向上需要更加謹慎應對。而隨著世代財富的移轉，即使監管機構和懷疑論者正在摒棄上一代以市場為導向的舉措，市場對具可信度的轉型金融或影響型產品的需求將持續升溫。
世界已偏離正軌，更嚴格的排放目標迫在眉睫
今年在永續發展領域最重要的進展之一，是各國將陸續提交第三代「國家自主減量貢獻」（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, NDC 3.0）。照理來說，各國應在此階段承諾加速減排，但在許多重要案例中，各國未能依計畫達成現有目標。
圖二顯示了到2030年所需的年度減排調整幅度，一方面是相對於各國現行NDC目標的基準年（y 軸），另一方面則是根據我們「碳政策─主權國家指數」中「排放差距」的評估指標（x 軸），該指標可協助組織判斷各國距離達成減碳目標尚有多遠，並依據最新數據進行評估。
位於或接近圖表中 x=y 線上的國家，其減排進度大致與目標一致，其中以南韓的表現最為領先。而那些落在該線上方的國家，包括許多高碳排的已開發國家（可見於圖表左下象限），若想達成目前設定的2030年目標，就必須加快減排速度。
這些國家在政策面上大致具備推動更積極減碳的條件，例如圖表中以黃色與綠色標示的區域，但在當前充滿變數的政治氣候下，任何進展都難以視為理所當然。
位於右上象限的國家仍處於排放成長階段，當中最關鍵的是印度，其碳排預計最早要到2030年中期才會達到高峰，以實現2070年淨零的目標；而中國則因其NDC原本容許每年平均2.2%的碳排成長，如今實際排放已超出該上限，導致排放差距轉為負值。
目前全球各國的承諾總量（更不用說實際行動）與《巴黎協定》的要求相比，仍存在巨大落差，而美國退出該協定及其相關承諾，更加劇了這一缺口。在此情況下，NDC 3.0所承擔的期待與壓力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沉重。
人工智慧的永續性
科技產業在2024年結束時表現亮眼，是表現最突出的產業之一，主要受到生成式AI熱潮的強力推動。隨著產業從初期的熱烈關注轉向更廣泛的商業應用，2025年的關注焦點將更深入聚焦於這項技術的長期永續性。除了不斷擴大的碳足跡將成為重要議題外，更廣泛的社會與政治挑戰，例如自動化對就業、人力資本與消費者福祉的影響，也將愈加受到關注。
如同任何產業分析，投資人仍需納入企業層級的特定風險評估，無論是氣候、社會、政治還是環境相關風險。我們的資產風險曝險分析（Asset Risk Exposure Analytics, AREA）顯示，在全球十大科技企業中，有平均43%的資產位於極度水資源壓力區。但企業間的曝險程度差異極大：曝險最高的企業有近71%的資產位於極度缺水地區，而曝險最低的企業僅有23%的資產落在類似高風險地帶。
僅以美國科技重鎮來看，落在所謂「極高風險範圍」最低10%的缺水熱區，包括科羅拉多州（特別是丹佛地區）、加州（以聖地牙哥周邊為主）以及亞利桑那州的史考茲戴爾與鳳凰城。對投資人而言，掌握這些區域性差異將有助於避免採取一體適用的投資策略，並更有效識別產業中的領先者與落後者。
人權：危機的前兆？
人權議題也正迅速成為監管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。
隨著歐盟永續法規擬進行「整合式全面檢討」（omnibus review），以及「不平等與社會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」（TISFD）近期啟動，現在正是建立對投資組合社會影響進行全面評估的最佳時機。
一個國家人權狀況的惡化，對主權投資人而言，往往是政治與經濟動盪的前兆，猶如礦井中的金絲雀。在過去十年中，土耳其與南非便是明顯案例——人權狀況的惡化預示了政治危機、社會動盪，甚至引發債券市場的拋售潮。
但投資人不僅要關注主權國家的風險。根據我們的資產風險曝險分析數據顯示，在全球市值前100大企業中，人權議題對其在母國以外地區的業務構成了重大風險。這些企業平均有44%的資產位於境外，而在這些地區的人權曝險風險往往呈指數型成長。以「現代奴役」（Modern Slavery）為例：這些企業在其註冊國中，只有9%的資產 位於極高風險區，但若是境外資產，這個比例高達91%，風險劇增。
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全球貿易與供應鏈正經歷根本性重塑，投資人越來越需要深入了解自身面臨的社會風險。這表示投資人必須依據國別與產業別，針對所投資企業整體資產布局建立更全面的人權風險評估視角——而這也將成為監管機構未來的基本要求。
從任務小組到相互關聯的風險
ESG風險分析正邁向從「單一議題、各自為政」轉變為「多元議題、相互連結」的整合架構。這樣的轉變反映出市場日益認知到：ESG各項風險彼此之間具高度關聯性，因而需要更全面、整體的評估方式。
舉例來說，根據我們的資產風險曝險分析資料顯示，在德國DAX上市企業中，曝險於高或極高社會風險的資產中，有42%同時也處於高至極高環境風險區；相反地，位於高或極高環境風險的資產，則有高達88%的機率也面臨高社會風險（見圖五）。
隨著涵蓋氣候（TCFD）、自然（TNFD）與社會（TISFD）風險的基礎性工作小組已陸續成形，接下來的重點將從「新增規範」轉向「落實既有規範」。歐盟永續法規的持續檢討，亦顯示監管對話正邁向成熟階段，非財務風險（如ESG風險）將越來越被要求以與財務風險同等的嚴謹程度進行評估。儘管在美國新政府的監督下，ESG議題可能面臨更嚴格的審視，但氣候災害日益加劇、生物多樣性惡化與人權環境倒退等趨勢，仍將是投資人無法忽視的核心風險。
最終，2025年將見證ESG回歸其核心本質：識別並管理涵蓋環境、氣候、社會與地緣政治等非財務風險。ESG不再只是為了符合法規而進行的合規作業，而是要將這些風險因素真正內嵌於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中，以更妥善應對這個錯綜複雜、風險高度交織的世界。
